中华养生文化特征·修身养性,治国安邦
来源:医药卫生网 作者:医药卫生网
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,而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,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《吕氏春秋·先己》篇中提到:“昔者先圣王,成其身而天下成,治其身而天下治。”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揉合了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,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。

  在儒家的养生理论中,孔子首先提出了“仁者寿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的观点,后来又十分肯定地提出:“大德必其得寿(《礼记·中庸》),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可能长寿。

  《黄帝内经》作者接受了孔孟的上述养生观点,认为那些能“尽终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”的长寿者,大多因为他们能够“嗜欲不能劳其目,淫邪不能惑其心”,即所谓“德全而不危”。其后中国的养生家基本上依循这一思路,强调养生必须与道德修养相协调。汉代华佗的弟子吴普就说过:“善摄生者,要当先除六害,然后可得保性命延驻百年。一者薄名利,二者禁声色,三者廉货物,四者损滋味,五者除佞妄,六者去妒嫉”。

  事实上,良好的道德情操,确实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,而心理健康则是去病延年的必要前提。汉代哲学家兼养生家董仲舒在分析孔子关于“仁者寿”的原因时曾精辟地指出:“仁人之所以多寿者,外无贪而内清净,心和平而不失中正,则天地之美以养其身。”(《春秋繁露》)

  必须明确的是,在古代儒家的学说中,“养性”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养生,倒不如说是为了治国平天下。作为儒家“亚圣”的孟子早就提出过“修其身而天下平”的口号,而修身的方法则在于“存心养性”。

  在修身养性问题上,《中庸》作者曾寓意深长地提出了一个“诚”的方法:“唯天下至诚,为能尽其性;能尽其性,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;可以赞天地之化育,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所谓“诚”,在这里实际上是指人的自我修养,即指“养生”,又指“养性”,其基本含义是精神专一和恭敬无欺,前者偏重养生,后者偏重养性。倘若精神驰乱,意识不能专一,势必造成气散身亡,这就是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所说的:“今之人,但知禁欲即为养生,殊不知心有妄动,气随心散;气散不聚,精逐气亡。”(《类经》卷一)

  倘若说,儒家学说只是通过“养性”为中介,间接地把“养生”与“”治国统一在一起的话,那么道家学说则无须任何形式的中介物,便直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到 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。

  首先,在道家学说中,养生被视为治国的基础。老子就说过:“贵以身为天下,若可寄天下;爱以身为天下,若可托天下。”(《老子》十三章)庄子对此更进一层,明确提出了“身之不能治,而何暇治天下乎”(《庄子·天地》)的责难。

  其次,道家养生的方法,往往可以直接用作治国之道。“清静”的养生之道,在道家看来就非常适宜于治国。老子就曾经反复强调说:“我好静而民自正”、“清静为天下正”,主张只有“清静”才是治国的最好方法;认为政治上的纷扰躁动乃是治国的大忌。

  尽管儒,道两家在养生问题上都有趋向与养性、治国相统一的特点,但作为性质迥异的两种学说,它们各自在这一问题上的出发点则是完全不同的:在儒家那里,治国是居首位的,养生只是治国的派生物;养生在道家学说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,治国反而是微不足道的、次要的。

  如果说,在儒家学说中,“养生”与“治国”是通过“养性”这样一种中介物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,那么在以“人的生命价值”为首务的道家学说中,“养生”又是如何与“治国”发生联系的呢?我们觉得应该是作为道家思想核心的“道”在这中间起了纽带作用。

  因为“道”是自然、社会、人类的本原,所以无论是人或社会都要“依道而行”,都应该回归到“道”所显示出的那种虚无空廓、默默无言、清静恬和的最高境界,如此才能保持永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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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郜东升